在国共内战初期,东北战场上弥漫着复杂而严峻的态势。1946年6月16日,中央高层决定重组东北领导体系,林彪受命担任东北局书记、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,与彭真、罗荣桓等五人组成常委,旨在统一指挥,应对彼时的困局。
战局迷雾:弃守求生
彼时,和平的呼声并未止住战火。国民党军并未因我军为求和平“自动让出长春”而停手,反而趁机扩大占领区。对于这种局面,林彪有着清晰的判断。他认为,国民党占地越多,兵力越分散,其战略脆弱性反而越大。他强调,战争的胜负并非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,而在于“有生力量的消长”。尽管撤出长春,我军却在海城等地消灭了敌军五六个团,自身部队未曾损失一连。
对于停战,林彪更是洞察秋毫。他指出,此次停战虽是全国人民反内战求和平的成果,但在国民党看来,这只是其暂时无法进攻、实为准备新攻势的间歇期。他们借此等待援军、巩固阵地、修复交通,甚至镇压起义。我军坚决反对国民党在东北的独裁统治,主张民主东北,同时被迫自卫反击。林彪明确,国民党若继续进攻,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。
1946年6月27日,面对公主岭、长春、吉林等城未能坚守的现实,林彪致电中央,详细解释了撤退的考量。他指出,当时时间紧迫,我军来不及构建有效防线和工事。这些城市的防线过宽,公主岭长达三十余里,长春更是达到一百八十里,极易被敌军集中兵力突破。
至于四平之守,林彪认为那是因为敌军未料到我军的防御强度,逐次增兵,被我军分割歼灭,属于“一时条件形成”,不能作为普遍的作战方针。若强行坚守大城市,势必牺牲众多中小城市及运动战歼敌的宝贵机会,最终仍可能被迫放弃。
攻坚阵痛:德惠与四平的教训
进入1947年,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力、火力与战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。我军开始尝试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。1947年2月,德惠攻坚战打响。我军投入洪学智的第六纵队、独立第二师,配备八十门火炮和四辆坦克。战役目标宏大,旨在攻城打援,消灭敌军两个师。
然而,结果并不理想,未能达到预期目标。战后总结,问题暴露无遗:我军未能贯彻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”的思想,三万五千人围城兵力却过于分散,八十门火炮平分给四个师,导致火力不足。步炮坦协同不畅,炮火打光而步兵未能及时跟上,坦克作用受限。加之敌军防御准备充分,碉堡、战壕密布。
数月后的1947年春夏,第三次四平攻坚战接踵而至。我军兵力增至十万,炮火优势更为明显,九十六门山炮榴弹炮对敌军的十九门,重炮比达到五比一。林总对此战充满信心,希望复制“攻城打援”的策略。然而,这场历时二十天的战役,我军虽歼敌一万七千人,自身伤亡却高达一万三千人。
最终,因国民党杜聿明、郑洞国迅速调集十个师的援军,战局陷入僵持,我军被迫于6月30日撤退。此役暴露了情报侦察的严重问题,我军对敌军援兵的预判过于乐观,加之指挥上的轻敌大意和增兵方式的急功近利。
结语:浴火淬炼的战略升华
德惠与第三次四平攻坚战,是林彪军事生涯中的两次重要失利,也暴露出我军在城市攻坚战略上的初期问题。然而,这些沉重的代价并非徒劳。恰恰是这些挫折,为林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。他深刻反思,对城市攻坚战术进行了调整和改进。最终,这些调整带来了东北战局的扭转,我军在后续的“四战四平”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,彻底改变了东北态势,为解放东北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这不仅标志着我军城市攻坚战术的日益成熟,更是人民军队从运动战向正规化战争转型的关键里程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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